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和教育部《高等職業教育創新發展行動計劃（2015-2018年）》對我國職業教育提出了國際化的要求，希望能夠建立與中國企業和產品“走出去”相配套的職業教育發展模式。
審視我國的職業教育國際化水平，可以看到，我國職業教育國際化活動雖然類型全面，目的明確，但在國際化進程中，引進國外經驗與成果多，輸出國內的少，在交流方面具有較強的單向特征；我國更多地認可國際社會先進的職業教育發展經驗與成果，而被別國所知曉或認可的不多，表明我國職業教育的通用性不強；盡管我國職業教育國際合作與交流新設項目逐年增多，但參與的院校并不廣泛，表明我國職業教育的開放性不足。
我國職教國際交流單向性較強
我國在國家、省、地方以及院校層面都開展了職業教育國際化活動，通過政策對話、合作辦學、學生交流、教師交流與培訓、合作研究，以及一般性的交流與訪問等途徑，與全球五大洲的30多個國家建立了國際合作與交流關系。2010年至2012年間，我國東部地區職業教育在與國際及港澳臺的合作與交流活動中，合作辦學所占比例最高，為35%；其次為交流與訪問，為27%；學生和教師交流分別為13%和10%。
引入國際社會優質的職業教育資源，多年來一直是我國職業教育國際化的主要目的。改革開放以來，為促進職業教育的改革與發展，我國通過多種方式，不斷學習德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英國等發達國家的經驗，引入了德國的“雙元制”、北美的“能力本位的職業教育”、澳大利亞的資格框架體系與培訓包、英國的質量保障體系等經驗。
在學習借鑒國際社會經驗的進程中，我國職教界積極探索，也形成了諸多具有中國特色的職業教育發展經驗，如“中高職銜接”“集團化辦學”“示范校建設”，以及“職業教育園區建設”等。這些經驗在促進我國職業教育發展的同時，也對我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做出了貢獻。
國際社會對我國職業教育發展經驗非常感興趣。201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三屆國際職業技術教育大會在我國上海舉行。其間，有七八十位各國部長級官員出席了“中國圓桌會議”，但由于我國職業教育改革發展經驗缺乏系統的理論與實踐的梳理，因而不能系統地向國際社會進行介紹，從中可看出我國職業教育國際化進程中的交流具有較強的單向性。
通用性不強導致走出國門辦學難
合作辦學是我國職業教育國際化進程中最經常采用的活動形式。據統計，2013年，共有來自澳大利亞、加拿大、英國、美國、韓國、德國等24個國家及我國港澳臺地區的235個機構，與我國大陸25個省市自治區的296所高職院校進行了合作辦學。
在這些合作辦學項目中，學生基本都是來自中國。學生們在完成學習達到標準后，除獲得中方的大專文憑外，還可以獲得外方合作伙伴的資格或證書，包括Diploma（文憑）、Advanced Diploma（高級文憑）、Associate Degree(副學士學位），以及Certificate(證書）等。合作伙伴所頒發的資格證書可以作為那些希望到合作伙伴國或地區的高等教育機構繼續學習學生的申請依據之一。
盡管我國也有一些職業院校嘗試到國外辦學，但這種情況極少，希望獲得中國職業院校畢業證書的外國學生也很少，主要原因是我國職業教育國際化的通用性不強。
參與合作辦學的高職院校不廣泛
我國職業教育國際合作與交流活動呈現遞增態勢。2010年至2012年間，這一活動數量分別為244、260和286次。教育部中外合作辦學監管工作信息平臺數據表明，2013年我國大陸地區高職院校合作辦學項目共有696個，其中2013年新批的項目有525個，占2013年項目總數的75%。
盡管增幅很大，但我國參與合作辦學的高職院校并不廣泛。2013年，我國高職高專共有1321所，只有296所高職院校執行了合作辦學項目，僅占所有高職院校的22.4%。還有77.6%的高職院校沒有合作辦學項目。
此外，盡管一些省份的高職院校也有合作辦學項目，但項目數量很少。據不完全統計，一些省份，如遼寧、陜西和貴州，高職院校所執行的合作辦學的項目非常少，全省只有3至5個，中職參與合作辦學的學校就更少。可以說，我國職業教育開放性不大。
提升國際化水平服務企業走出去
今年3月，經國務院授權，由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和商務部共同發布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共有60多個亞歐非大陸的國家處于“一帶一路”上，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是其主要內容。在我國與有關國家的共同努力下，2015年上半年，一批項目順利實施，如中俄東線天然氣管道、埃塞—吉布提鐵路，以及中國—印尼綜合產業園等。
為貫徹落實“一帶一路”愿景與行動精神，服務企業“走出去”，我國需要采取如下措施，提升職業教育國際化水平。
一要服務走出去企業，提升職業教育國際化的通用性，進而實現“設施聯通”。職業教育的通用性主要表現在職業教育的資格、課程、制度、經驗等內容能夠被別國所認可并使用。提升職業教育的通用性，一方面要對我國的職業教育改革發展經驗進行系統梳理，在提煉中國職業教育模式時，尋求我國發展職業教育所體現的職業教育規律，積極向國際社會介紹與推廣，爭取為他國所認識、認可并使用。我國在構建現代職業教育體系進程中，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國特色的職業教育發展經驗，反映了職業教育發展規律。對于中國職業教育發展經驗的總結，需要注意經驗的可復制性。此外，要積極參與國際社會職教標準的制定，或牽頭開發高質量的職教標準，將職業教育的資格證書標準和課程標準對接我國企業和“一帶一路”合作地區或國家相應企業的技術標準體系。
二要積極參與“構建多層次政府間宏觀政策溝通交流機制”，提升職業教育的交流水平，進而實現“政策溝通”。“政策對話”是促進中外職業教育相互理解的一種有效形式。近年來，我國教育行政部門與英國、德國、瑞士、荷蘭、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共同舉辦了多次職業教育政策對話。通過介紹各國職業教育發展改革現狀，就共同感興趣的問題進行交流，促進了雙方對別國職業教育的理解。職業教育是與經濟發展聯系最為緊密的一種教育類型。企業走出去，人才需先行。在國外所設的企業，往往要招收并培養企業所在國家的人民。為順利進行教育教學，有必要參與政府之間的溝通與交流工作，相互溝通與交流兩國職業教育制度，增進相互了解，為職業教育國際合作與交流獲得政策保障。
三要鼓勵我國更多的職業院校廣泛開展與“一帶一路”地區和國家的合作辦學、師生交流、合作研究，提升職業教育開放水平，實現“民心相通”。“一帶一路”國內區域包括西北、東北、西南等18個重點省和西安、蘭州、重慶、成都、南昌等10個節點城市。充分利用國家留學基金委、亞投行，以及進出口銀行提供的可能的機會，鼓勵這些省市的職業院校與行業企業一道，共同開展與“一帶一路”地區和國家具有實質意義的合作。
四要提升基礎能力，構建專業服務平臺。“一帶一路”所涉國家眾多，這些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狀況相差很大，既有處于要素驅動發展階段的，也有處于效率驅動發展階段的，還有處于創新驅動發展階段的國家。這些國家社會制度不同，有必要培育一支聚焦“一帶一路”地區和國家的職業教育專家隊伍，長期追蹤這些國家社會和職業教育發展現狀及趨勢。設立專門的項目，搜集有關國家的職業教育數據，形成數據庫。構建專業服務平臺，使之能夠提供“一帶一路”職業教育專業咨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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